后来我发现不少学者在宣讲新近出台的我国民法典时，在论述民法典的重要性时，也都引用了拙文的观点。
第二，宣誓加入美国国籍之后，将遵守美国宪法和法律，与国内和国外意欲推翻美国国家政权的所有敌人进行鬥争。19世纪至20世纪参与制定公法的法学家们都是通过民法学习而培养出来的。
由于权利有这些功能，所以权利是社会活力的源泉。罗马法中明确界定了受委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指示，经管一项或数项事务的委托关系。因此，当时人格平等是民法的根本原则。二是罗马刑法私犯视为私权自治领域内的事情，主要依靠私人的意愿来解决问题。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被称为罪刑等价主义或者罪刑相均衡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另一重要原则。
如诚信原则、平等原则等，虽然不能说完全与民法中的相关原则相同，但明显地受到了民法基本原则们的影响。所以，习近平同志说，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这种环节化路径既可以是概念分析性的，也可以是经验归纳性的，总体上是根据人格本身自由发展的应然和实际规律，按照不同的步骤、环节类型化出不同面相的宪法保障内容。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做历史解释，则其义尚狭。第三，基于权利主体的普遍关切，在该事项的领域已然具备较多的普通法律实践。类型化可以申明人格尊严保障的不同领域和不同环节，也有助于在不同场景下引入社会公益与他人权利的权衡考量，从而针对人格尊严保障的不同维度分别形成规范密度不同的宪法基准或衡量公式，为合宪性审查提供可靠而可用的教义工具。个人信息作为一种与领域关联的关键性接口，可以在人格所具有的社会面向上推动人格尊严保障的领域化分类，可以通过对人格—个人信息因果关系及关联度的分析，形成宪法个人信息权特有的宪法判准。
因此，根据人在社会生活中得以自决自治的过程规律，宪法对一般人格权的保障密度，也相应地根据亲密领域—私领域—社会领域而降低。例如，尽管报道透明客观、实事求是，但其不合时宜的无止境传播依然可能妨碍人格的充分展开。
于此需要注意的是，彰表性权利不同于信息自决权（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stimmung）。例如，《民法典》所列举的名誉权、荣誉权等具体人格权便是可从人格权概念分析而出的特定保护范围，即因为要保障作为人的社会形象的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完整，所以要保障个人得捍卫自身的社会评价的权利，避免因其被扭曲、贬低而造成对人精神上的压迫与强制。不论是以财产所有权为典范的、反映着支配性及排他性思维的传统民事权利，还是以人格权益为代表、着重强调了反射性的受保护利益的新兴权益，都可被侵权责任编予以兜底救济。规范细密而与生活事实丝丝入扣的部门法，会更迅捷地映射出各类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更显著地展露出其他社会子系统对法律系统的新期待。
有的时候，这种回应甚至是宪法直接接受部门法的学理和规范，也就是将部门法对社会变迁的规制，接纳而为对宪法规范内涵的新阐释，以此实现宪法对社会变迁的回应。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宪法一般人格权的任务是在人的尊严这一最高宪制原则的意义上，保障密切个人生活场域并维护其基本条件。《民法典》人格权编充分发挥了统合整理、发展重构的功能，在法律层面集中明确地构筑了平等民事主体间公民人格权保障制度的四梁八柱，同时也是对宪法人格尊严权条款的能动转化和实施，通过立法第一释宪者的功能拓展了宪法人格尊严的内涵。这种关联性可能表现为三个特征：第一，根据概念分析，相应事项对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完整的保持具有影响力。
《民法典》人格权编选择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纳入规范，符合《民法典》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价值理念。彰表性权利和信息自决权都是一般人格权的展开，但保障的是个人信息流动的不同环节，同时也是人格发展的不同环节。
又对行政和司法机关构成权衡标准，要求其在适用和解释各类法律、裁断相关案件时，重视人格尊严保障的宪法诫命，妥善衡量并最优化实现各类法益。但是，其功能效果则是各有侧重地指向人格自由发展的不同环节或方面。
笔者曾尝试证成的宪法上的个人信息权即是此路径的一例。个人信息保护法制中各类服务于人格尊严保障的权利建构，就是在进行概念分析的同时，结合相对具体的事项、场景才得以明晰和实现的。诉愿人出狱后于2009年得知此事，于是以一般人格权遭侵害为由起诉《明镜周刊》，要求在报道案件时不得提及诉愿人的姓氏。并且，由于个人信息权益遭遇的侵害既可能来自国家也可能来自其他民事主体，且大多数民事侵害主体是与个人高度不对称的平台机构等准公权力性质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个人信息保护难以与国家权力的积极介入脱钩，民事法律上的个人信息权益的实现和救济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与国家行政权力主导的监管机制及程序联结和交织。因此，该条所称谓的人格尊严在内涵上与公民名誉等概念高度重合。下面，笔者尝试基于部门法的启发，探讨对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内容进行类型化的两种路径。
在这一意义上，立法者是建构性的第一释宪者。应注意的是，在对人格尊严内涵进行类型化的建构中，环节化路径和领域化路径并非互斥的而是彼此交织的。
法律层面理想的状态是，这两种路径构造能够互相协作、彼此补充，通过健全不同的保障维度，使个人信息从主体支配—被获取到流通使用—监管规制都始终处于某种或几种不同权利的保护范围和救济可能之中，从而形成一套全覆盖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然而，尽管有人是目的的道德诫命，但不可避免有将人当作工具的情形。
虽然为了保障公众知情利益，可以在报道定谳刑案时适度暴露当事人身份，但随着时间流逝公共利益会递减。第38条的前后两句，前一句是正面规定，后一句则是从反面对应规定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
应该对普通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进行提炼，探寻法律系统对于人格自由发展的规律认识，以厘清人格尊严类型化的标准和逻辑。这一方面通过与侵权责任编中的区分保护技术相配合，全面但有区别地构筑起了各类人格法益的救济保障机制。这一规范方式迅速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展开。从发生史看，新增人格尊严的规定，是直接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各种肆意侮辱他人人格、摧残公民精神的野蛮行径。
因此，法律对宪法条款的丰富和延伸，主要起到了素材供给和提示启发的功能，宪法解释对于下位法广泛而成熟的实践素材，要积极拥抱，也要仔细分析、审慎撷取。此外，也有学者将维护自我人格的过程划分为三个方面，即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自我保卫（Selbstbewahrung）和自我呈现（Selbstdarstellung）。
对此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诉愿人的主张落入一般人格权下的彰表性权利的保护维度（?u?erungsrechtliche Schutzdimension）。即使宪法完全照搬一个私法规范，被照搬的规范也是被引入了另一个层次的、全新的、不同以往的语境中，并因此与其前身和之前的技术背景有着一种独特的不可通约的关系。
但在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入宪后，对于人格尊严内涵的理解，在宪法学界陆续产生了新认识和争论。例如，在养女墓碑刻名维权案中，司法机关并未从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主要体现着人格支配能力的姓名权出发进行侵权分析，而是援引了兜底性条款，认为该案件中原告被侵犯的是和姓名相关的新型人格权益，产生于社会交往和社会评价之中，可被涵纳进一般人格权进行保护。
第一释宪者：立法对人格尊严内涵之拓展 部门法对宪法的具体化，所灌注的是立法机关对宪法条款作为最佳化命令的理解，也就是立法者以法创制的方式诠释宪法。仅就这些相对成熟的类型化权利而言，其种类范围也超越了早期对于人格尊严内涵的狭窄理解，不再囿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规范意图。在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诉愿人姓名，相关报道就会自动出现于搜索结果前列。正如前述素材二中所提及的，部门法保障人格权和人格尊严，并不单纯以权利概念分析为起点和支撑。
《民法典》人格权编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采取了不同的模式进行个人信息保护，但如果在宪法和部门法交互融贯的大框架视角下，则不难明了：两部法律的相关规范都指向实现和保障宪法上的人格尊严。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数字化网络的发展使报道的信息能长久留存固定，并随时被所有陌生人直接获取，甚至可被断章取义地和其他信息编织在一起以描绘他人人格。
有鉴于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则主要以落实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作为根本指引，通过确立工具性的各类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使包括人格尊严在内的各类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当社会大踏步进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各个生活环节与生活场景开始越来越深地依赖个人信息数据，个人的各类行动、思想自由和由此对自我人格的维系与发展也都与个人信息的流动、使用等紧密相关。
这种对权利概念的分析性结论往往可以和日常生活经验发生耦合并强化自身，但其具体类型则无法完全覆盖人格权遭侵害的所有场景。就宪法人格尊严规范的解释而言，宪法教义学有必要通过及时总结整理各类部门法素材，展开对抽象概括的人格尊严条款的精细化解释，形成细密可适用的诠释方案和宪法标准，从而为合宪性审查中可能涉及的人格尊严条款的解释作出预备。